訟爭百年的“真應廟”祀產案始末

安徽省歙縣霞坑鄉柳亭山峰巒疊翠，風光迤邐。八百多年前，歙縣柳山方氏一族圍繞家廟“真應廟”的祀產爭奪在這里與守視僧發生了一起曠日持久的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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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以至驚動弘治皇帝。領旨查案的巡按御史和當地官府辦案人員深入實地，查宗譜、看方志、辨碑文，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查明真相，為受害人找回祀產。

禍起蕭墻

“真應廟”位于歙縣霞坑鄉柳亭山山麓左昌干，原為歙縣、浙江淳安縣方氏始祖，東漢人方儲潛修之地。方氏一族是最早移民徽州的宗族之一，當時在漢廷任司馬長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亂，避居江左，遂家丹陽。丹陽昔為歙之東鄉，今屬嚴州，是為徽嚴二州之共祖也”。丹陽即嚴州府淳安縣，方纮嫡孫方儲于永和五年（140年）逝后被朝廷追封為太常尚書令、黟縣侯，歸葬這里。鄉民在“歙之東鄉”的淳安縣東郭內的方儲墓前建造漢代盛行的墓祠，并在歙縣霞坑鄉柳亭西小山上建廟祭祀。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方儲第三十六世孫方忠正“以原廟將圮，移建于柳亭山麓之左昌干……始置祀田，招僧守視”。

方忠正的曾祖父方蒙，在北宋乾德年間自淳安縣遷徙到歙縣霞坑鄉左昌干，于是，方忠正遂將家廟也移建到該處，同時置辦了祀田。所遷家廟屬柳山方氏家廟，與后來方氏世族宗祠不同。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賜額“真應”，遂稱“真應廟”，由僧人管理。“真應廟”雖交僧人管理，但與專事佛事禪院寺廟不同，屬于歙淳方氏宗族“家廟”。

到了元世祖至元初年，“廟幾于頹，守視僧侵盜祭田”，族人方興便“重新廟貌，清服祀產”。

明洪武四年（1371年），韓國公李善長核查天下氏族，因方氏一族“鐘鳴鼎食之家，列居首姓”，發給“民由戶帖一張”，將“真應廟”的財產登記在方興名下。永樂年間，方氏宗族增設祀產，為免稅賦分辨不清，更改“真應廟”祀產，重新登記在僧人管理的“真應廟”名下。殊不知，這給以后曠日持久的祀產爭奪官司埋下禍根。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方氏真應廟族譜序》這樣寫道：“詳載邑志及各族家乘，歷歷足徵。原有祀田八十畝，各派輪流司之，以供祀事。歷宋元而下，世守不替。至明初，為奸僧所占，正統間族眾公訟于官，而汶陽始復。萬歷間，又被強鄰所奪，仍訟而又復焉。”

實際“真應廟”守視僧侵盜事件早在元代已陸續發生。方興為此重修家廟，恢復祀產。

弘治十五年（1502年）“真應廟”守視僧福清勾結“地豪”吳文質等人搗毀賜額和碑記，安置佛像，企圖將方氏家廟變為佛寺以掠奪祀產。

方氏族人方德師獲悉后狀告到徽州府，徽州知府何歆實地查驗并查閱宗譜和方志確認“真應廟”為方氏家廟，祀產歸方氏宗族所有。

到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福清等守視僧又生事端，“詭將祀產典賣地豪吳文質”。方德師獲悉再次狀告到縣衙，此間僧人逃匿，無人對質查證，因“控縣不直”，方德師被拘押入獄待審對質。風云驟變，方氏家族急派方原進京“赴闕呈奏”，向弘治帝上奏冤情。

幾經波折，皇上御批下旨，巡按御史黎鳳奉旨查案，赴當地勘驗，查譜志、辨碑文，厘清曲直，“斷田歸廟”，柳山方氏奪回祀產。

正德八年（1513年），為防止守視僧侵占宗族祀產再起風波，由族內舉人、監生方遠宜、方紀達和方明育等出面，請南京戶部在記錄這樁案件始末的方氏宗譜譜牒上鈐蓋官印。至此，“真應廟”祀產糾紛息訟止爭。

紛爭再起

嘉靖年間圍繞“真應廟”祀產又發生了守視僧明皎挑起的糾紛，方氏宗譜《嘉靖二十六年僧明皎賠鐘神像伏約》記載了糾紛經過。到了萬歷年間，圍繞“真應廟”祀產的糾紛日趨激化。萬歷二十年（1592年），“真應廟”守視僧真珙與“地惡”潘禮忠、許泰極和吳鎮等人相互勾結，棹楔廟門，“藏匿敕額洪鐘，又萌吞產之計”。

原來，曾任9年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許國在萬歷十九年（1591年）告老還鄉回到歙縣。與他同族的許泰極上門拜訪并從許國處得到“流金庵”題額。吳鎮、潘禮忠找到許泰極，與“真應廟”僧人合謀，想廢“廟”立“庵”，以此吞并方氏祀產。

方氏方學初等眾儒生，聯名上書徽州知府，要求擒拿案犯，保護方氏祀產。許國聽聞此案真相后即致書徽州知府，要求收回“流金庵”題額。縣府遂“批飭本府經歷陳公追繳假額，摘拿奸僧送府縣究治”，一番波折，謀奪方氏祀產的主犯真珙隨之依法伏誅。

到了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真應廟”又發生了耕種祀田的“惡佃”潘維秀等27人將租谷300余秤據為己有、拒不交納的事件。抗租原因是守視僧“希圖易廟為寺，霸吞祀產”。

屢屢發生的抗租事件，激起了方氏族人保護祀產的警覺，方時化帶頭向地方官府起訴抗租以討回租谷，方弘靜、方萬山和方元彥等鄉紳倡議捐資修廟，此時正值朝廷允許平民祭祀始祖詔令頒布60年。徽州鄉村廣土紛紛興起建祠祭祖熱潮，方氏家族乘勢而上開始改家廟為統宗祠。

到了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守視僧如福又挑起事端。他與“地惡”潘龍鼎和吳童相勾結，“藏匿祖像、敕額，涂改廟梁字跡，占地造屋宇”。族人方鏊見此告到縣衙，如福起訴到臺憲，反誣方鏊貪財濫訴。雙方相持不下，次年方氏紳士方汝生聚集生員、監生、舉人等50多名鄉紳“聯名具控”。

辦理此案的歙縣知縣錢中選，面對錯綜復雜的案情，十分審慎，“臨廟親勘”，查閱各種文書、賬簿，并下令搜查，找出被藏匿的祖像和廟額。

在鐵證面前，錢中選當堂裁判“革佛逐僧”，拆除吳潘二姓隨意增建的家屋三間，將建筑材料沒收修理公廨，并判處潘龍鼎和吳童以杖刑、枷責，押送如福回原籍。

為避免后患而造成訴累，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知縣錢中選對“真應廟”訟案息爭建言：“合將僧人驅逐，使方嫡長支下選擇一妥子孫，居守本廟管業，庶免養虎反噬之虞。”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十一月，方鏊為“永杜后累”而“將前后控斷情由懇縣給照，永杜后累。蒙錢公抄招給貼附照，計追回田產僅七十余畝矣”。

到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真應廟”祀產全部恢復時，方氏族眾遵照錢知縣建言，公議決定不再把祭祀與祀產的管理托付給守視僧，乃“逐僧新廟，買仆看守”，徹底了斷訴源。為了“真應廟”的管業，方氏宗族蘇村等十個支派，共同制定每年輪流掌管祭祀和收租合同。至此，這場跨越近百年的“真應廟”祀產訟事風波偃旗息鼓。

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南京戶部侍郎方弘靜和四川布政司參政方萬山等名流賢達聯名將《十派合同》呈報歙縣縣府，懇請縣府正式鈐印，“以保祖永祀”。此時，縣府正組織編纂萬歷《歙志》，知縣張濤和方弘靜同為編纂，張濤很快了解“真應廟”訟事糾紛來龍去脈，隨即確認方氏的《十派合同》并正式鈐印，《十派合同》有了縣府所認可的地方規制效力。

掩卷沉思

縱觀“真應廟”眾多訟案，跌宕起伏，曲折輾轉。究其因：

一是方氏宗族對家廟祀產管業存在不力，易于被不法僧人有機可乘。祀產歸屬主要憑借祀產田地的魚鱗冊登記和契稅收繳憑據。當初方氏為便于稅契繳納和祀產管理，“盡更真應廟名，改簽鱗冊”，使祀產歸屬名目不清，為此釀下糾紛隱患。

二是與方氏宗譜《歙南柳亭山真應廟紀事》所載不同，歙縣知縣錢中選在“臨廟親勘”，查閱了各種文書和賬簿后，發現守視僧如福侵占祀產原因是負責管理祀產的方鏊拖欠稅糧，貪圖便宜的方鏊與里長柯萬林合謀將納稅“轉嫁”給如福。不料，正中下懷的如福自請代方鏊交納稅糧。而交納稅糧是擁有祀產所有權的根據。錢中選明察秋毫，不厭其煩，反復求證，終于在拘審方鏊口供對質中獲得真相。為此，錢中選在其《歙令錢公中選讞語》中指出這也是促使如福覬覦方氏祀產的誘因。

三是“真應廟”祀產之爭還掩蓋柳亭山當地他姓宗族田產矛盾糾紛。從弘治至萬歷年間，守視僧的侵盜行為相繼不斷，當地吳氏和潘氏宗族勢力一直影響著此案。吳氏、潘氏和許氏都早于方氏遷徙此地，對地少人眾的霞坑鄉來說，“真應廟”祀田山地紛爭成為必然，客觀上造成“真應廟”田地祀產糾紛近百年不斷。

從《歙令錢公中選讞語》記載中不難發現，“真應廟”祀產紛爭雖數十年不斷，官司審理錯綜復雜，但無論是知府、知縣還是奉旨查案的巡按御史，均能遵從史料和客觀事實，從族譜、方志和實地勘驗、細問微訪入手，縝密明斷、秉公辦案，使得這起歷近百年、真假難辨的歷史陳案去偽存真、真相大白，為當下化解矛盾糾紛，做到審慎明斷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作者單位：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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