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快訊】劉嘉祺等：早期秦人的農業實踐探索——以甘谷毛家坪遺址植物遺存研究為例

作者：劉嘉祺 楊瑞琛 趙兆 趙志軍

來源：“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微信公眾號

(相關資料圖)

原文刊載于《農業考古》2023年第1期

一、引言

秦人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由此，關于秦與秦人的一切成為了中國考古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其中尤以早期秦文化研究開展較早，研究較深。早期秦文化是指西周至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之前這一時期，由早期秦人創造的一種考古學文化，其文化面貌構成復雜，受到商文化、周文化、西戎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史學界對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數十年來集中于秦人的族源、嬴秦西遷的年代、以及早期秦人都邑地望等問題。近年來隨著科技考古的發展，利用碳氮穩定同位素和動物考古方法研究早期秦人生業與食譜也成為了研究重點之一。相較之下，從植物考古的角度來討論早期秦人農業生產的研究幾乎未見，這方面似仍屬于空白。本文針對毛家坪遺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或許對了解早期秦人農業生產狀況有所參考。

毛家坪遺址位于甘肅甘谷縣西部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二級臺地上，坐落于小南河與渭河的交匯處，東西寬約600米，南北長約1000米，是一處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遺址（圖1）。遺址所在的天水地區處于我國東部季風區邊緣，降水豐沛，氣候溫潤；遺址的南部緊靠丘陵，屬秦嶺余脈，北部為黃土高原邊緣地帶，更有小南河與渭河為其提供生存必需水源；中部位置地形較為平坦，黃土層深厚，適宜農耕。自20世紀40年代毛家坪遺址被發現以來，到1982年，由北京大學聯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合作開展首次發掘。之后在2012—2014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等五家單位聯合組成的早期秦文化課題組，開始了對毛家坪遺址的再次發掘，劃分為溝西墓葬區、溝東墓葬區和居址區三個區域，發掘面積約4000平方米，清理了墓葬199座，灰坑800余座，車馬坑4座以及房址、陶窯、甕棺葬等遺跡單位，出土陶器500余件、銅容器50余件、小件千余組以及大量動植物遺存。此次發掘確定了毛家坪遺址的延續時間為西周晚期至戰國晚期，并考證了該遺址確為秦武公時設立的古“冀縣”。

二、浮選結果

采樣與浮選工作伴隨遺址2012—2013年度考古發掘進行，由考古隊員完成。樣品主要采自于灰坑、房址、灶址、墓葬等遺跡單位，具體來源詳見表1。大部分樣品采自居址區，采用了針對性采樣法對一些面積較大或層位較多的灰坑分層逐一采樣或對重要層位進行采樣。先后采集并浮選土樣88份，合并相同堆積單位后，具有準確時代信息的有47份，本文討論就基于這部分樣品。樣品采集時，H476①層集中出土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遺存，直接提取，未有土樣量記錄，所以最后46份樣品土樣共計199升。

浮選工作在考古駐地直接進行，采用的是小水桶浮選法，配備的分樣篩規格為80目（篩網孔徑0.2毫米）。通過浮選過程的現場觀察，毛家坪遺址的浮選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的樣品中均發現了數量可觀的炭化植物遺存。浮選結果在當地陰干后，送往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植物考古實驗室進行植物種屬的鑒定與分析工作。植物種屬鑒定工作由劉曉媛、郭夢涵、楊瑞琛和劉嘉祺共同完成。

毛家坪遺址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主要分為炭化木屑與炭化植物種子兩大類。我們將尺寸在1毫米以上的木炭進行稱重，測得總重為195.9克。如果按照每一份土樣10升進行等量代換，毛家坪遺址的炭化木屑平均含量為9.8g/10L，其中11份西周樣品木炭含量為9.2g/10L，29份春秋時期樣品木炭含量為10.7g/10L，6份戰國時期樣品木炭含量為7.3g/10L。

遺址浮選出土的炭化植物種子總計近10萬粒，另有近3萬枚炭化粟的結塊。其中，7萬余粒炭化粟粒以及幾乎全部的炭化粟結塊都集中出土在H476這一份樣品中。從統計學角度考慮，此份樣品應屬于異常樣品，其異常的出土數量影響到統計數據，所以應當先予以擱置，才能比較客觀地反映毛家坪遺址的植物遺存出土情況。排除這份樣品后，46份樣品共出土炭化植物種子22488粒，包含有禾本科、豆科、藜科、唇形科在內共30余種植物，尚有4粒種子無法準確鑒定種屬。

（一）農作物遺存

遺址出土的農作物遺存分別為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小麥（Triticum aestivum）、大麥（Hordeum vulgare）、大豆（Glycine max），還有小麥穗軸和大麥穗軸（圖2）。因為穗軸屬于谷物籽粒與植株的連接部位，二者一般唯一對應，且同時被發現的概率極低，所以小麥和大麥的穗軸也被統計在農作物出土數量中（表2）。

毛家坪遺址中出土了數量豐富的炭化粟遺存，共計13525粒，占全部出土農作物數量的74%（排除異常值后，下同）。遺址出土的炭化粟粒保存情況較好，多數呈球狀，腹部平而背部圓鼓；胚部因焚燒而爆裂，呈深“U”形，長度超過穎果的1/2。隨機選取60粒種子進行測量，測得平均長度為1.36毫米，平均寬度為1.31毫米，長寬比的平均值為1.04。遺址中出土的黍總計1695粒，占出土農作物數量的9.3%。炭化黍籽粒飽滿，保存較好，兩面均較圓鼓，胚部燒裂后呈“V”形。隨機選取50粒種子進行測量，測得平均長度為1.84毫米，平均寬度為1.74毫米，長寬比平均值為1.06。

粟、黍是北方地區長久以來的重要糧食作物，在我國北方有著悠久的種植歷史，早在新石器早期遺址中就發現少部分具有栽培特征的粟粒遺存。相關學者認為，粟類作物很有可能起源于我國的華北和西遼河流域，而后隨著人群的擴散，粟類作物開始向四周擴散。最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向西到達了甘肅地區，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層中就已發現有粟、黍遺存。自仰韶文化起，至馬家窯文化與齊家文化，西北地區的史前遺址只要開展了浮選工作，都發現有粟和黍的炭化遺存，說明粟類作物適應當地的自然環境，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作物。

毛家坪遺址中出土的小麥遺存共計1866粒，占出土農作物數量的10.2%。多數籽粒保存較好，形態普遍近橢圓形，基部寬而頂部窄，背部略突起，腹溝較深。隨機選取40粒種子進行測量，測得平均長度為3.8毫米，平均寬度為2.74毫米，平均厚度為2.19毫米。遺址中出土的大麥遺存共計1111粒，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6.1%，發現的炭化大麥多數籽粒飽滿，形態呈梭形，腹溝較淺。隨機選取20粒種子進行測量，測得平均長度為4.41毫米，平均寬度為2.77毫米，平均厚度為2.25毫米。

小麥與大麥原產于西亞，在大約距今5000—4000年之間傳入我國。相較于粟類作物來說，麥類作物早期利用程度不高，史前時期的遺址中僅有少量發現，遠不如粟、黍重要。現有的考古資料顯示，從商代早期開始，黃河流域的小麥種植活動就已經比較普遍了（指此時期許多遺址都發現有小麥），西周時期小麥種植可能保持了一個持續發展的勢頭。甘肅地區發現的、具有較為可靠測年數據的小麥和大麥遺存，最早可以追溯到酒泉的金塔火石梁和缸缸瓦遺址，其中小麥的年代在距今4000年左右，說明河西走廊地區有可能是小麥早期傳播的區域之一。一般而言，早期遺址中出土的小麥通常被認為是冬小麥，其為秋季播種，次年春末夏初時收獲。冬小麥的“春化過程”（溫度維持在-1℃~10攝氏度，持續16-60天）使得它相對耐寒，適宜生長在海拔較高或者緯度較高的地區。而大麥相較于小麥更加耐寒，且對水的需求量也有所降低，比小麥更能適應惡劣的環境，現多種植于我國高寒地區。

毛家坪遺址出土的大豆遺存數量較少，僅有90粒，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0.5%。炭化大豆保存狀況一般，完整者可看出籽粒大致呈腎形，表面粗糙且多具蜂窩狀凹坑。隨機挑選4粒進行測量，平均長度為6.33毫米，平均寬度為4.15毫米，平均厚度為3.36毫米。

大豆，原產中國，古稱“菽”，《詩經·小雅·采菽》中載“采菽采菽，筐之莒之”，說明在大豆在周代先民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大豆籽粒富含蛋白質與脂肪，是一種很好的補充型作物，可以為人類提供必需的蛋白質。我國目前發現的大豆種子最早屬于仰韶時期，東陽遺址和案板遺址都發現過殘破豆粒或是完整的大豆籽粒，說明至遲在這一時期大豆已經被人所利用。至龍山時期，中原地區與海岱地區的遺址普遍發現有炭化大豆種子；到青銅時代，黃河流域的遺址中大豆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的農作物。甘肅地區目前尚未見到有明確發表的年代較早的大豆遺存資料。

（二）非農作物遺存

毛家坪遺址發現的非農作物遺存種類較豐富，但是部分種屬數量較少，普遍為1-2粒。全部可鑒定到種屬的非農作物有29種，計4197粒，占全部出土種子數量的18.7%（詳見表3）。其中以禾本科（Poaceae）、藜科（Chenopodiaceae）、豆科（Fabaceae）和鳶尾科（Iridaceae）種子出土數量最多（參見圖3）。這些非農作物種子根據生長習性、功能價值等，可分為雜草類種子、飼草類種子、其他植物種子、果核四類。

1.農田雜草種子

雜草并不是人類出于某種目的主動馴化的，而是在人類馴化作物的過程中逐漸適應了人工生境的一種植物。雜草往往對人類并沒有利用價值，反而會干擾人類活動，并危害農田作物。經過統計，毛家坪遺址出土的雜草種子以禾本科、藜科和蓼科種子為主。

禾本科的狗尾草是典型的旱田雜草之一，分布極為廣泛，從古至今就與粟、黍共生，對農田危害較大；馬唐也是危害秋熟旱地作物的惡性雜草。早熟禾和野燕麥都是麥田中常見的惡性雜草，會與麥類作物搶占養分。稗屬植物是水稻田常見的惡性雜草，但是毛家坪遺址未發現水稻遺存，當地環境也并不適合大范圍的水稻種植，所以稗屬植物的來源仍有待于研究。

藜科植物中的藜屬、豬毛菜屬等都是常見的旱田雜草，生命力頑強，較難根除。其中藜是惡性農田雜草，常與萹蓄或馬唐共生，對夏熟作物和秋熟作物均有危害；豬毛菜長于農田與路邊，對夏熟與秋熟作物有較大危害；蟲實多生長在麥田中，對麥類作物危害較大；地膚在我國北方廣泛分布，生長分布于旱田作物中，主要危害秋熟作物。

蓼科植物中，酸模是路邊及果園常見雜草，危害較輕；酸模葉蓼是危害水稻、小麥、棉花、豆類的常見雜草；萹蓄和兩棲蓼都是危害夏熟作物的主要雜草。

另外莎草科的薹草屬植物、菊科的蒼耳、唇形科的水棘針和寶蓋草、 大戟科的鐵莧菜、牻牛兒苗科的牻牛兒苗也都是田間地頭常見的雜草。

2.飼草類種子

除了農田雜草外，毛家坪遺址還出土了許多具有豐富利用價值的種子。如豆科植物蛋白質含量高、質地優良，適口性好，一直以來都被作為優良的牧草用于牲畜飼養，其中胡枝子屬和草木樨屬植物利用率較高的牧草。胡枝子為小灌木，粗蛋白質和粗脂肪含量高，營養價值豐富，外加適口性好，為牛、羊、馬等家畜所喜食；草木樨屬于草本類豆科，植株莖葉含有豐富的營養，粗蛋白質含量較高，其制成的青貯飼料具有良好的抓膘作用，是一種優質牧草。野大豆營養價值豐富，適口性好，也是一種飼用價值較高的牧草。苦馬豆，俗稱羊吹泡，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還可作為駱駝、山羊與綿羊的飼料。

苜蓿屬植物富含氨基酸和粗蛋白，長期以來被當作優質牧草。我們現在經常利用的紫花苜蓿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但是其原產于西亞，直到漢代張騫鑿空西域才引入中原。我國也有可能存在其他苜蓿屬植物，如有三種苜蓿屬植物原產山東，考古遺址中如石峁遺址就發現有夏時代早期的苜蓿屬種子，另外西周時期的高青陳莊遺址中也有苜蓿屬種子出土，所以在西漢以前，我國古代的先民有可能會利用部分苜蓿屬植物來喂養牲畜。

此外，鳶尾科的馬藺也可以充作飼草。馬藺在入秋莖葉枯黃以后，是綿羊、山羊、牛和馬等家畜所喜愛的飼料。在冬季飼草缺乏時，馬藺還有一定的救荒作用和飼用價值，成為天然貯存的冬季草料。

3.其他植物種子

錦葵屬和堇菜屬植物具有較高的食用價值，其下屬植物許多是常見的野菜。如堇菜屬的紫花地丁，富含維生素和氨基酸，青嫩莖葉可涼拌、熬粥也適合炒食，在今天也是非常常見的一種野菜。錦葵屬的冬葵，也叫冬寒菜，長期作為一種蔬菜被古代先民食用。《詩經·豳風·七月》中提到“七月亨葵及菽”，這里的葵就是指冬葵，說明在周代，冬葵已經像大豆一樣，成了一種重要的食物資源。

平枝栒子，可作為藥用植物，也可以作為園林觀賞類植物。小花燈芯草，是草甸、沙灘、河邊、溝邊濕地常見雜草之一。蘿摩，古稱芄蘭，全株可藥用，還可作庭院觀賞植物。

4.果核

毛家坪遺址出土的果核僅有一粒棗核。棗原產于中國，多生長于海拔17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其果實富含豐富維生素，口感爽脆，回味甘甜，是一種優良的果品資源。

三、分析與討論

（一）炭化木屑分析

炭化木屑是指經過燃燒的木頭遺存，其主要來源應是未燃盡的燃料，或遭到焚燒的建筑木材以及具有其他用途的木材等。對炭化木屑的量化分析，可以了解遺址先民對木材的利用程度以及不同遺跡單位的功能用途等。前文計算得知，毛家坪遺址西周樣品木炭含量為9.2g/10L，春秋時期樣品木炭含量為10.7g/10L，戰國時期樣品木炭量為7.3g/10L，這一數值與鄰近的山那樹扎遺址相差不大；與相近時期關中地區的東陽遺址和中原地區的程窯遺址、王城崗遺址相比則明顯偏高。

通常情況下，出土炭化木屑豐富可能反映出遺址周圍曾經覆蓋有較大規模的森林，或者是遺址人群對木材類資源的利用程度較高。毛家坪遺址地處黃河上游，周圍多山地地形，且天水地區仍屬于我國的東部季風區，全年降水較為豐沛，適宜林木生長。現今甘肅省主要林區多分布于東部及南部，所以當時遺址周圍有可能存在豐富的森林資源。同時，炭化木屑的含量還會受到遺跡單位的影響。灰坑一般作為傾倒廢棄物的垃圾坑，其與人類關系更為密切，所以灰坑中的炭化木屑含量一般較高。毛家坪采集的樣品中以灰坑樣品為主，這也可能是毛家坪遺址炭化木屑含量偏高的原因之一。

（二）農作物分析與秦人農業生產特點

毛家坪遺址作為一處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遺址，自西周晚期一直延續到戰國晚期。其中，西周晚期的樣品有助于討論早期秦人的農業結構，而長時段的年代跨度可以讓我們了解秦人農業生產的歷時性變化。雖然采集到的樣品中戰國時期樣品僅有6份，不足以客觀地揭示當地戰國時期農業生產的全貌，但是因為出土植物遺存十分豐富，對于我們了解這一時期秦人的農業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遺址出土的農作物有粟、黍、小麥、大麥和大豆，都是典型的旱地作物，說明當地先民應該主要從事旱作農業生產。表4展示的是毛家坪遺址農作物在不同時期的出土情況統計。

西周時期的樣品顯示此時期已經形成了以種植粟、黍、小麥、大麥為主，品種較豐富的旱作農業體系。其中粟的出土概率為81.2%，絕對數量占到全部農作物的75.5%，證明粟是當時最重要的農作物。小麥的出土概率僅次于粟，為72.7%。一般而言，浮選出土的炭化植物種子的尺寸越小、結構越致密，在文化堆積中長期保存和被提取的幾率就越高，反之則反。由此推測，西周時期小麥的實際出土概率可能高于72.7%。同時，粟與小麥在千粒重方面具有一定差異。據測算，在現代農業中同等重量的粟粒數量約是麥粒的20倍。而當農作物數量相同時，在滿足人類填飽肚子的問題上顯然是大粒作物占顯著的優勢。所以本文將麥類作物與粟類作物的絕對數量進行比較，其比值結合千粒重上的差異，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麥類作物在人群食譜中所占比重的多寡。由此計算得出毛家坪遺址西周時期粟麥絕對數量比值為0.22，再結合其出土概率，本文認為西周時期小麥在毛家坪遺址中地位或許會更重要，可能與粟相當。換句話說，西周時期毛家坪遺址的先民從事的應該是“粟麥并重”的旱作農業。

春秋時期的統計數據顯示，其農業結構延續了西周“粟麥并重”的特點。麥類作物與粟的出土概率都很高，粟的出土概率更是達到了100%。前文因數據異常而擱置的H476樣品，其年代也屬于春秋時期，出土了71990粒粟粒和大量粟結塊。其中，結塊形態呈簇狀，粟粒未從穗稈上剝離，說明這些粟是在直接收獲后未經細加工就儲藏起來的，進一步證明，H476應當是一處谷物儲藏坑，這也能反映出粟在當時的重要地位。此外，與西周相比，春秋時期所有農作物的出土概率整體都有提升，說明此時期的旱作農業體系得到加強，這或許與人群遷入有關。毛家坪遺址的動物考古資料顯示，墓葬隨葬黃牛這一較高等級的現象，主要存在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時期的墓葬中。同時，遺址最高級別的墓葬M2059也屬于春秋時期，墓主為秦國公族子車氏家族成員。因此，本文推測在春秋時期可能確有一批較高等級的貴族遷入此地，促使了旱作體系的強化。另外，春秋時期的樣品中出現了甘肅地區少有的大豆遺存，結合青銅時代大豆遺存的分布情況，本文認為可能是受到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影響。

戰國時期樣品數量雖然較少，但仍能反映出西周時期形成的旱作體系一直延續至此時期。只不過從數量占比上看，小麥在農作物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粟的地位反而得到強化，這或許與秦人主體逐漸東遷至關中，農業上更多受到東部粟作農業區的影響有關。

（三）毛家坪遺址飼草類植物與畜牧業

除農業外，毛家坪早期秦人還發展有一定規模的畜牧業。前文將毛家坪遺址出土的非農作物遺存分為了四類，其中飼草類植物出土情況值得關注。以往的植物考古研究中，認定為飼草的植物主要都是豆科類植物，因其富含粗蛋白與氨基酸、對于大多數牲畜而言適口性較好等優點，多作為飼用植物討論。這其中尤以草木樨與胡枝子最為常見。毛家坪遺址中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草木樨與胡枝子，但其數量與出土概率都并不高。動物考古資料顯示，毛家坪遺址家養動物以豬為主，牛、羊均占有一定比例，狗的地位較特殊，另外養馬業也十分發達。這種發達的家畜飼養業勢必需要大量的飼用植物，而遺址出土的草木樨與胡枝子顯然無法滿足。

毛家坪遺址發現的飼草類植物中，豆科的苜蓿屬出土數量較多，且大量種子集中出土于戰國時期的一個灰坑中，數量達926粒。苜蓿屬植物大多富含粗蛋白等營養物質，是非常優質的飼草。在現代，本屬中的紫花苜蓿，因含有豐富蛋白質、維生素與氨基酸，適口性好，產量高易栽培，被譽為“牧草之王”。不過這種植物原產于小亞細亞等地，在西漢時才被張騫引入我國。當然，中國也存在野生的苜蓿屬植物，在考古遺址中，石峁與陳莊遺址都曾發現過炭化苜蓿屬種子。這說明，在苜蓿傳入中國之前，古代先民可能曾經利用本土的苜蓿屬植物來飼養家畜。《史記·秦本紀》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動物考古也證明毛家坪遺址養馬業發達，而養馬最適合的飼草就是苜蓿。《史記·大宛列傳》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馀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所以遺址中集中出土的苜蓿屬植物或許與秦人養馬有關。

另外毛家坪遺址中出土的馬藺，也是一種比較重要的飼草類植物。炭化馬藺種子在遺址中的出土數量并不算特別多，但是出土概率在三個時期都很高，甚至在春秋時期超過了70%，說明其在先民生產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現代，馬藺具有一定飼用價值。在春季青嫩狀態下，只有種子萌發后，牛、羊才會稍微采食；夏季，由于粗纖維韌性較大，且含有鳶尾苷、鳶尾素等有毒成分，牲畜多不食。秋季霜打后，各種草食畜均采食，特別是冬春大雪覆蓋大地時，是放牧牛、羊的主要飼草。因此，馬藺在毛家坪遺址中的廣泛發現，說明其應當是被當作喂養牛、羊的飼料。

（四）毛家坪遺址麥類作物的討論

1.毛家坪遺址麥類作物的種植背景

根據前文中粟、麥的出土概率以及粟麥絕對數量比值，在西周時期，毛家坪遺址中小麥的重要性或許與粟比肩；到了春秋時期，這一特點也并沒有明顯的改變。由此說明，麥類作物在毛家坪早期秦人的生產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這或許與遺址的環境和文化背景有關。

一方面，毛家坪遺址位于渭河河谷地帶的二級臺地上，周邊分布著丘陵山地等多樣的地貌、豐富的水源和深厚的黃土。遺址所在的甘肅東部距離400毫米年等降水量分布線并不遠，大致處在環境復雜的農牧交錯帶范圍內。此區域地貌類型豐富，氣候差異較明顯。在多樣的環境背景下，毛家坪先民擁有種植多種作物的良好條件。

另一方面，前文提到，麥類作物至遲在距今4000年前后進入到甘肅地區。本文梳理了甘肅與青海東部地區史前至青銅時代部分遺址的農作物出土情況（詳見表5），發現從馬家窯文化時期開始小麥就有零星的發現，在齊家文化時期開始增多，到了更往后的四壩、卡約和辛店文化時期，麥類作物就成了這一地區的主要農作物，并且在地域分布上呈現出“西多東少”的規律。毛家坪遺址整體年代屬于青銅時代，正是甘青地區麥類作物開始普及的時期，這一客觀趨勢使得遺址中大量存在麥類作物成為可能。

而到了青銅時代，甘肅地區成為西戎文化主要分布的區域。有學者提出考古發現的西戎文化，主要有夏代的齊家文化，商代西周時的寺洼、 辛店、卡約文化等。結合表6的統計結果來看，這些西戎部族普遍都將小麥和大麥作為自身重要的農作物。而毛家坪遺址整體文化面貌屬于秦文化，與西戎關系極為密切。在毛家坪遺址內也發現了具有西戎文化特征的“B組遺存”。《史記·秦本紀》載“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十二年，伐戎而至岐”等，可見秦人與西戎部族之間一直存在著激烈的沖突。人群之間的頻繁交流，進一步推動了麥類作物的傳播與發展，使其逐漸成為早期秦人的重要農作物。

2.兩周時期麥類作物在函谷關東、西區域的差異

我國在早期歷史階段（漢代以前）存在著悠久的“粒食性”傳統，受此影響，麥類作物傳入我國后常被制作成“麥飯”食用。“麥飯”口感粗糲，遠不如粟、黍之類蒸煮后的口感細膩、易于消化，所以在飲食生活中地位并不如粟、黍。這也導致在早期的考古遺址中，小麥和大麥的出土數量與概率相對較低。但是，毛家坪遺址麥類作物出土概率較高，數量豐富，與以往認識不同。為此，本文將視角擴大至整個黃河流域，對西周至戰國時期這一區域系統內，進行過植物浮選的遺址進行了不完全統計（表6、表7），并以秦函谷關（即今河南省靈寶市函谷關鎮王垛村）為界劃分為兩處區域，關注區域內各個遺址農作物的出土情況以及粟麥絕對數量比值的情況。

秦函谷關（以下簡稱函谷關）作為秦國最重要的關口之一，與崤山并稱的“崤函”是劃分秦國與東方六國的重要界線。函谷關雖然設立時間較晚（一說為公元前384—前362年，但其所依據的自然地理屏障天然區分了關中平原與中原地區，即所謂的“關內與關外”。在商末、西周時期，也早有“東土”與“西土”的說法。兩地不僅在環境上明顯不同，在文化上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本文以函谷關為界區分關西與關東地區，實際上仍是依據自然地理劃分區域，意在觀察秦人與東方六國人群之間的差異。

遺址的統計結果顯示，在西周時期，黃河流域麥類作物在農作物結構中呈現出“西多東少”的特點，以毛家坪遺址和渭河平原遺址為代表的函谷關以西地區，其粟麥絕對數量比值明顯高于函谷關以東地區的遺址；到了東周時期，小麥在黃河流域遺址的出土農作物中普遍占有重要的地位，已無明顯的東西差異，而其中以黃河下游地區對麥類作物的利用更為顯著。當然，山東地區部分遺址存在小麥出土異常現象，如東盤遺址和龍泉河東遺址，二者都存在小麥集中出土于某一個灰坑的情況，小麥在遺址中的分布并不具有代表性，故本文不納入討論。

前文提到，青銅時代甘肅地區的西戎部族普遍將小麥和大麥作為主要農作物，秦人受其影響也非常重視麥類作物的種植，而這種農業傳統還一度影響到了渭河平原地區。西周時期，渭河平原雖然是周王朝的王畿所在，但因為緊鄰甘肅的西戎文化分布區，也經常會受到戎人的襲擾。甚至在西周晚期，幽王為戎人所殺，西周覆滅，這說明西戎文化足可以影響到渭河平原地區。同時，渭河平原地形平坦，土層深厚，自古就是中國農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具備有堅實的農業基礎。因此，與毛家坪遺址一樣，這一時期小麥也得以在渭河平原得到廣泛種植。

而進入到東周時期，此時周王朝的控制力已經減弱，春秋五霸與戰國七雄相繼涌現，作為霸主之一的秦國也逐漸將渭河平原納入版圖，并以函谷關為界與東方六國對峙。因此，函谷關以西的渭河平原在秦人的控制下，仍舊延續了種植麥類作物的傳統，小麥和大麥都是區域內遺址重要的農作物之一。

反觀函谷關以東地區，在西周時期麥類作物并沒有在當地得到廣泛種植，只是零星出土有部分小麥遺存。這或許是因為函谷關以東地區地理位置相距麥類作物集中分布的西北地區較遠，一來小麥和大麥傳播距離增大，二來西戎文化的影響力難以到達這一區域。到了東周，大小諸侯國林立，各國之間征伐頻頻，區域間的交流變得更加頻繁。種植麥類作物的傳統也逐漸傳播到函谷關以東的六國范圍。尤其是山東地區，部分遺址出土的小麥數量遠超過粟，成了最主要的農作物。因為這一帶平原遼闊、土壤肥沃、氣候溫暖濕潤，更加適宜麥類作物的生長，《周禮·夏官·職方氏》中就有“正東曰青州……其畜宜雞、狗，其谷宜稻、麥”的記載。說明此時期山東地區成了麥類作物的重要產區之一。

綜上所述，在西周時期，早期秦人相比函谷關以東地區的人群更早接受了西戎文化中種植麥類作物的傳統，同時接納程度較深，麥類作物成了秦人主要種植的農作物。之后在秦國征伐的過程中，逐漸將這一傳統推廣到了函谷關以西的廣大地區。而函谷關以東地區直到東周時才開始普遍種植小麥，且小麥在這些遺址中的重要性并不高，僅山東部分遺址中小麥被當作主要農作物。

四、結語

作為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遺址，毛家坪遺址的浮選樣品為我們研究早期秦人的農業提供了寶貴的實證資料。量化分析結果顯示，在西周時期，毛家坪遺址已經形成了種植粟、黍、小麥和大麥的穩定的多品種旱作農業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小麥和粟的地位幾乎同等重要，說明毛家坪先民主要從事的應是“粟麥并重”的旱作農業。春秋時期，這一體系有所增強，可能與人群遷入有關，為先民所利用；同時，大豆進入了先民的農業體系中，成了先民利用的重要農作物。戰國時期，“粟麥并重”的旱作農業體系繼續發展。受秦人東遷的影響，此時期粟的地位有所提高，而小麥的地位有所下降。結合動物考古資料，本文認為毛家坪先民除了發展農業外，還會利用苜蓿屬、馬藺等飼草類植物來喂養家畜。

古代先民對農作物的利用受到環境及文化等多種因素影響，遺址中的麥類作物正是如此。對于毛家坪先民來說，麥類作物的種植和普及，與遺址周邊的自然環境、甘肅地區的麥作傳統及西戎文化的滲入有關。而同位于函谷關以西的渭河平原，其自然環境適宜且同樣受西戎的影響，因而在西周時期，麥類作物得以從甘肅地區逐漸傳入，并在東周時期被納入秦國版圖，麥類種植的傳統繼續保持。至于較遠的函谷關以東地區，因受到西戎文化影響較少，在西周時期，麥類作物種植仍不成規模；直到東周時期，與秦國之間交流更加頻繁，才普遍開始利用麥類作物。簡言之，西周至春秋時期，麥類作物逐漸從甘肅地區傳播至山東地區，成了先民普遍利用的重要農作物。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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