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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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楊維云當過50年教師。去年開始，她在短視頻平臺開起了“喜洋洋拼音課堂”。她原本定位的受眾是學齡前后的孩子，可隨著時間流逝，她發現成年人反而是學生的主體，中年人居多，大部分是女性。因為不會拼音，他們一直生活在挫折和自卑中。她在直播間不帶貨，不收報名費，也不收學費，真正實現了無償授課。
看到這條消息，我的第一感覺是，楊維云是在以一個人的力量幫一群人圓夢，填補著某種空白。這些身份特殊的學生背負著不識字或不會拼音的“秘密”，在世間遭遇了種種窘迫。用楊維云的話說便是，“很多不識字的成年人生活在自卑中”。例如，因為不認識字，一些人連坐車都不會，他們不敢去陌生的地方，擔心自己教不好小孩，打工時也看不懂老板的文字指令。而這些人的苦惱，很多時候是隱形的，沒有被注意到的。
昔日，我的祖母也曾經和我說起不識字的苦惱，那時我祖父給她的信件或舊物，她多會拿給我“認字”，但當時的我并未往心里去。在她去世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本來是可以教會她一些字的。
很多時候，人們熱衷于渲染“知識爆炸”帶來的高亢體驗，對于不識字現象則會下意識地無視和回避。在這種情況下，不識字、不識拼音的痛楚淤積在不為人知的地方，鮮有人關切。而楊維云的主動作為，“不經意”地開啟了一場深度改變，帶來了一場課內課外的共情。
數據告訴我們，不識字的痛楚，絕不只是個體的遺憾。據報道，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全國不識字的成年人一共3800萬，這個群體里女性占比達75%。楊維云的一個直播間就獲得了幾萬名學生，這樣的求知需求，隱隱代表著一個廣闊的“市場”。這個“市場”有待于有識之士們去進一步開掘。
比起當年的“掃盲”，新媒體時代的“拼音補課”，具有雙重意義：幫人識字、識拼音，既讓人消解了缺憾，完成了基礎性的訓練，又讓人可以借此展望更廣闊、更友好的生存空間。識了字，還可以使得“文化課”和人生際遇發生“化學反應”，令個體少一些挫折，少一些不便，乃至開啟改寫命運的故事。例如，楊維云的學生張梅(化名)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還找到了工作。
3800萬“不識字”群體的存在，無形中“提交”的是一份對于知識的渴望、對于常識教育的需求。一個人的直播間畢竟資源和力量有限，要想消解眾多不識字者的困窘，幫助他們取下身上的“文盲”標簽，需要更多的“楊維云”。令人欣慰的是，楊維云并不孤獨。有報道提及，不少類似的主播都在將識字的希望帶給更多人。
應該看到，“楊維云”們的主動作為，是對知識普及項目的有益補充。近年來，不少基層政府機構興辦的各類識字班，對于減少不識字人口起到了核心作用。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樂見民間識字課和政府識字項目的共鳴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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