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讀與被讀》：邂逅第一千零一個哈姆雷特

在最近出版的文學評論集《讀與被讀》的序言中，作者劉文飛教授描述了一種廣義的閱讀：目光所及皆為閱讀，甚至一個人的吸氣與呼氣，都是“讀”與“被讀”的隱喻。這富有詩意的描述也暗含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對于生命有限的個體而言，哪些內容能進入到“被讀”的范圍？一部文學作品要流傳于世、不被埋沒，需要依賴各種條件的疊加；對經典作出的注解要存活下來則更難：如果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本文學評論集能夠被讀、被記住，一定是因為它在汗牛充棟的同類文本中提供了新的內容，使得讀者在陳詞濫調之外，邂逅第一千零一個哈姆雷特。

(資料圖片)

《讀與被讀》恰恰具備了上述特質。這不僅是一本評論文學的書，它的另一個特色是“教讀者如何閱讀”。在與“被讀”的十一部世界文學名著對話時，作者總能找到別出心裁的視角，讓讀者意外發現自己的視覺盲區。比如，從奧德修斯回家后最先被他養的狗和哺育過他的奶媽認出，作者提醒我們關注荷馬強烈的悲憫情懷，文學的倫理學底色；從雨果描述石頭建筑與書籍之間的博弈，使我們注意到“媒介”的變遷；安娜探親歸來，突然發現丈夫長了一對丑陋的大耳朵，作者開始反思小說研究中“細節研究”的缺席；圍繞《洛麗塔》的情色輿論戰，他又開始揭秘，納博科夫是如何利用讀者的“閱讀期待”營銷自己的作品……每一篇評論都在集中談論文學寫作、文藝學中的某個問題，不乏學術深度；但這些“學術感”又不沉悶乃至沉重到讓人失去興趣，相反，那些娓娓道來的說理讓人意猶未盡，仿佛再次坐在教室里，補一堂缺席已久的課程——黑板上赫然寫著一行粉筆字：書海漫漫，應當怎樣閱讀？

《讀與被讀：世界文學名著十一講》，作者：劉文飛，版本：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3年8月

反復閱讀：發現字里行間的“真意”

納博科夫在給學生開設的文學經典選讀課上，強調閱讀必須是“重讀”，在一遍遍的重復中，尋求閱讀體驗的創新。對于流傳百年的文學經典，這樣的反復閱讀更是意義非凡。經典作品自身具有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在不同時代面對不同讀者，它的可闡釋空間會不斷擴張，有時候我們甚至通過重讀，獲得完全不同的印象。重讀的意義，就好比宋代詞人蔣捷在《虞美人·聽雨》中闡釋的意境：少年時處在“紅燭昏羅帳”的歌樓聽雨，無法體驗老年聽雨時“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感慨。

在但丁生活的那個年代，基督教神學占據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神曲》強調個人走近上帝時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與中世紀蒙昧主義的神學觀念相比，具有明顯的進步性。而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重讀《神曲》有多少現實意義呢？劉文飛教授在重讀《神曲》時，將閱讀的重點從宗教世界轉向閱讀但丁這個人，探索一個渴望實現不朽的詩人苦心孤詣打造自身形象的過程：他將作品的部分篇章獻給親王作為投身政治的敲門磚，又在作品中將自己的對手和敵人打入地獄，描述他們遭受各種酷刑，而把自己列入荷馬、賀拉斯、奧維德等人之列，稱自己為歷代大詩人中的“第六位”。如此一來，一個詩人的自負便昭然若揭：“寫詩，說到底就是一種自我加冕的、自我圣化的行為。”在今天這個“內卷”的時代重讀《神曲》，某個層面上看，但丁和那些努力考公考編的年輕人不是一樣嗎？作者為我們找到了一條親近古典作品及作者的路徑，并使人確認：但丁就是我自己。

但丁（1265－1321），意大利中世紀詩人，現代意大利語的奠基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開拓者，以史詩《神曲》留名后世。

另一種反復閱讀的方式，是通過字斟句酌與反復對比，發現作家在其中埋伏的暗線。譬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細節》篇，除了女主人公安娜，劉文飛教授還對幾位男主人公進行畫像，提示了幾處不易被察覺的細節：卡列寧“掰手指”的愛好，渥倫斯基的牙齒，以及列文漲紅的臉。對這些細節的著重展現給人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為什么自己在閱讀時，沒有發現沃倫斯基一出場時“整齊密實的牙齒”？在失去安娜、赴塞爾維亞參加志愿軍時，飽受牙痛的折磨，“結實的牙齒的劇痛使他嘴中充滿了口水，他無法說話了。”牙齒是一個人力量、自信的象征，透過這個特殊符號，沃倫斯基的性格與前后精神狀態的變化躍然紙上。這篇評論對于小說細節描寫的檢視，讓人不由感嘆大作家托爾斯泰縝密的心思，也對作者入木三分的解密能力贊嘆不已。而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洞察力，依靠的正是對文本一遍遍的細讀。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著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

更廣泛地讀：可以攻玉的他山石

所有經劉文飛教授解讀而重新被擦亮的經典文學人物中，哈姆雷特是最令人驚喜的一個。在此之前，讀者對哈姆雷特不外乎“矛盾”“孱弱”“優柔寡斷”這些評價，而這一次借由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日瓦戈醫生”形象，哈姆雷特這個形象又進一步被豐富了。帕斯捷爾納克是著名詩人、小說家，也是俄羅斯莎士比亞最權威的譯者之一。對于這個世界文學史上最有名的丹麥王子，他曾這樣評價：“《哈姆雷特》不是一部表現優柔寡斷的戲劇，而是一部表現責任和棄絕自我的戲劇。”有趣的是，帕斯捷爾納克是在翻譯完《哈姆雷特》之后動筆寫《日瓦戈醫生》的，他也把這種認識帶到了對日瓦戈形象的塑造上。在政治觀念上，日瓦戈搖擺于兩個對立的陣營，而在感情生活方面，他同樣“腳踩兩只船”，沒有盡到一家之主的責任，最終妻兒被迫移居國外，情人也被情敵帶走，這與哈姆雷特在復仇計劃面前的躊躇不前何其相似！

不過，作者沒有停留在表層的相似和關聯上，他接著引用利哈喬夫的觀點，對二者進行更深層次的對比：日瓦戈的搖擺不定并不來自于他的軟弱，而是他的智性力量和道德力量。他雖然缺乏接受單一決定的能力，但卻有一種精神上的決然，“即不屈從于那些能夠擺脫猶豫的單一決定之誘惑。”相比之下，哈姆雷特顯得更為怯懦。哈姆雷特提出的“做還是不做”的問題，在日瓦戈那里是有答案的，“不做就是做”。

哈姆雷特試圖殺死其叔父。歐仁·德拉克洛瓦繪。

之所以能夠給讀者提供這樣周密而恰到好處的論證，緣于作者廣泛地閱讀。就像他在序言中的觀點：寫作者的高度，是由他的閱讀量來決定的。只有大量的、五花八門的閱讀，才能提供更有啟發性的“旁征博引”。不同于文學理論和文學史，一篇優秀的文學評論不可能是無趣的，而那些主要觀點周圍的花邊和點綴只可能來自作者天長日久的積累。譬如《<雪國>的死亡主題》篇，為了讀懂《雪國》中島村對葉子之死的態度，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其他小說《禽獸》《千只鶴》《名人》等作品中描述的死亡，了解川端康成的自殺，了解日本的“物哀”美學，甚至要了解女主人公駒子與中國古代的蠶馬神話之間的聯系——評論家不就像春蠶一樣？咀嚼完粗糙的桑葉，在體內經過消化分解，將最精華的那部分蛋白質化成絹絲液吐出來。只有廣泛的閱讀，才能找到更合適的“他山之石”。

帶著專業閱讀：世界文學語境中的“俄國文學史”

一般說來，即使閱讀面再龐雜的讀者，也總有自己的專業。專業是一個人使用起來最得心應手的工具，而劉文飛教授的專業是俄羅斯文學。在這本《讀與被讀》里，我們見識到了他最為鋒利的一把“裁紙刀”：他試圖用“俄羅斯文學”來拆解“世界文學”。或者說，他選擇用“俄羅斯文學”來搭建一座新的、“世界文學”的殿堂。

于是，我們在這部以世界文學為閱讀對象的文學評論集里，讀到了各種聞所未聞的組合：《戰爭與和平》《大尉的女兒》和《靜靜的頓河》共同印證荷馬的悲憫；屠格涅夫與納博科夫作為辯論隊的對手，一起解讀《堂吉訶德》；巴赫金的“時空體”概念成為《巴黎圣母院》中時間與空間屬性的腳注；《地下室手記》與《安娜·卡列尼娜》又為《尤利西斯》提供有關“意識流”的背景知識。這樣的閱讀給人一種印象：在光怪陸離的世界文學史進程中，總有俄羅斯的作家和評論家參與其中，整個世界文學史其實構成了另一種樣貌的“俄國文學史”。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1899-1977)，二十世紀公認的杰出小說家和文體家，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志》《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

說到這一點，有必要對評論集所選的兩部俄羅斯文學作品作出回應。無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說”概念，還是托爾斯泰的“細節控”，都不屬于今日我國俄羅斯文學研究界通常會關注的主題——前一篇側重于思想史的考察，而后一篇則更像文化研究的成果。其實俯瞰全書，會發現有兩個名字出現的頻率尤其高：納博科夫與布羅茨基。兩人的共同身份是“僑民作家”：他們都曾在俄國出生、成長，后遷居美國，在高校擔任文學課教職。聯想到劉文飛的富布萊特學者背景，以及他近幾年主筆翻譯的美國大學教材《俄國文學史》，不難理解他力求汲取世界斯拉夫研究的養分開展研究的做法。對于本篇文章所探討的“反復閱讀”“廣泛地讀”“帶著專業閱讀”，他無疑是極佳的踐行者。

撰文/張猛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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