櫥窗的革命｜楊建文：國企應挑起穩定增長、啟動消費的重擔 熱門看點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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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深化。企業的改革歷程和實踐經驗，往往呈現出整個時代的發展變遷。

在百聯集團成立2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推出系列微紀錄片《櫥窗的革命》，我們邀請專家學者、企業高管等國企改革的親歷者和觀察者，圍繞使命、改革、協同、創新、體驗、潮流、融合、關愛8個關鍵詞，深入探討國企如何通過改革轉型參與城市商業發展，推動城市更新，共創“人民城市”。

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楊建文

盡管都是企業，但國企與民企、外企在使命擔當上有所不同。在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楊建文看來，國企要承擔國家治理的社會責任和國家發展的戰略責任。尤其是進入新發展階段，面臨經濟環境的復雜與不確定性，國企更應挺身而出，挑起穩定增長、啟動消費的重擔，帶動中國經濟較快復蘇。

楊建文談到，國資國企的宏觀經濟效益與微觀經濟效益從理論上講是可以兼顧的，但如何在承擔社會責任和企業運行盈利之間取得平衡，對很多國企來說都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因此，只有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國家和城市發展的同時，抓住有利機會和條件，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澎湃新聞：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百聯等國企肩負著怎樣的企業使命？它與一般民營企業的企業使命有什么不同？

楊建文：談到企業使命，無論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都應遵循企業法和市場規則。但國企和其他企業的不同之處在于所有者，國企所有者是國家和全民，因此必須體現國家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要承擔國家治理的社會責任和國家發展的戰略責任。

具體來說，在經濟發展的低谷期，尤其是增長壓力較大時，經濟基本面得有人撐住，國資國企責無旁貸；在經濟發展的繁榮期，尤其是經濟可能過熱時，國資國企就應該退出。低潮時進入成本不高，高峰時退出收益較大，因此理論上講，國資國企的宏觀經濟效應和微觀經濟效益是可以兼顧的。

當前中國國企面臨著特殊的企業使命，這是因為目前經濟發展處于低潮，出現動蕩，安全因素突顯，國資國企肩負的責任很大，承擔的壓力、難度也很大。以百聯集團為例，它的主業是商業貿易，直接關系到生活消費、社會穩定、城市發展，無論從服務社會還是啟動內需角度講，都必須發揮引領、帶動和支撐作用。一般民營企業如果預期虧本可以不做，或者謹慎投資，甚至退出，但國資國企咬緊牙關也得撐住，還要想方設法有效帶動社會資本。對國企來說，在困難時期承擔多方面的職責是一場艱難考驗，因此必須加快增強自身的活力，提升實力與能力。

澎湃新聞：從您的視角看，近些年百聯通過怎樣的布局和發展實現企業使命？

楊建文：百聯在近年來的發展中有兩個時代背景，一是國資國企的深入改革，新一輪的三年行動計劃（《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剛剛在去年完成；一是高科技的快速發展，比如數字化在各行各業的應用，促使不同行業在轉型后實現經濟發展。

在這一環境下，百聯通過“一核三柱”進行國企改革和轉型升級，并與現代科技結合，更好滿足整個國家、社會、民眾的需求。尤其是百聯對于商業科技的重視，通過技術迭代構建全渠道數字化平臺，讓消費者 “一站式購物” “躺著逛商場”等符合發展的潮流，也在市場競爭中培育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澎湃新聞：國企在新發展階段面臨著什么實際困難和挑戰？

楊建文：近年來，中國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發生很大變化，不僅需要抵御來自全球經濟蕭條、國際地緣政治沖突等外部沖擊，還需要在疫情后續影響、經濟下行壓力中穩住增長。

國企在這一時期必須挺身而出，挑起穩定增長、啟動消費的重擔，不僅需要抓住經濟復蘇過程中的商業機會，更重要的是營造一種消費氛圍和環境，激發潛在的消費需求，帶動整個經濟的較快啟動和發展。因此，國企既要承擔特殊的社會責任，也要在服務國家和上海發展戰略中尋求自身高質量發展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不能完全以商業性原則來處理一些相關問題。

由此便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作為企業有盈利目的，需要按照市場規則運行；二是作為國企需要承擔更多、更重要的社會責任，包括對社會、民眾層面的服務，以及對國家戰略層面的引領帶動。這都要求企業必須快速發展自身的實力和能力，才能對企業運行和社會責任兩方面都有所承擔。很多國企都清楚，這條路并不容易，甚至比一般的民企和外企更難、壓力更大，但還是要走下去。

澎湃新聞：面臨這些困難和挑戰，應從哪些方面繼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楊建文：解決國企所面臨挑戰的方式，一是深入推動內在機制的改革，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通過實現產權結構的多元化，能帶動企業治理結構的市場化，從而提升企業自身效率，被驗證是有效的；二是國企需要在眾多的國家戰略中尋求一個平衡點，在眾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一個突破口，這對于企業的經營發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當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下，國企需要找到合適的角度切入并帶動企業發展，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比如百聯就可以考慮從頂奢產業入手，抓住上海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機遇，因為這其中會涉及頂級消費、高消費集聚等問題。

為了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除了體制機制改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國企布局的結構性優化調整。比如對于高新技術產業來說，無論是高新技術的研發還是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驅動，國企本身的引領帶動作用都尤其重要。國企在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中，通過做強內生機制和優化結構性調整，就能加快內外兩方面的改革。

澎湃新聞：促進國企發展和服務國家及上海戰略之間如何有效結合，才能通過企業發展帶來更多市場價值、經濟效益？

楊建文：國企不僅為國家和上海戰略服務，也在這個過程中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以及更多有利于支撐企業發展的條件。國企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能比其他類型企業更好地把握發展的優勢條件，即超大規模的市場需求，資源配置的制度優勢，以及相對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優勢。

在這一過程中，國企的特殊社會責任可能會成為其發展的負擔。但國企的有利之處在于，它不僅扎根于中國這塊土地上，同時又處于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體系中，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優勢和條件，也利于更好發揮自身功能，包括帶動民企、外企等其他類型企業協同發展、合力推進的作用。

澎湃新聞：國企改革對城市發展的意義是什么？您理想中的美好生活是怎樣的？

楊建文：國企改革和開放創新是永恒的主題，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又有著不同的要求和內涵。以百聯為例，它通過國企改革不僅尋求自身發展，也是為了國家和城市更好地發展。

作為普通消費者，我希望日常生活消費的成本可以更低一些，并能以更為便利的方式滿足對于商品或服務的消費需求；在滿足消費需求的時候，我希望能有更多的選擇性，無論是在滿足價格、體驗還是其他不同需求方面；最后，我希望在消費生活中可以擁有更多的“安全感”，減少不必要的擔憂，比如對價格虛高、商家誠信、消費體驗等不必要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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