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智庫專家蔡昉：準確把握趨勢，發掘中國人口新機遇|世界快資訊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楊沙沙】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2023世界人口狀況報告》顯示，到2023年年中，印度的人口約為14.286億，而中國為14.257億，印度將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去年，中國出現近61年來首次人口負增長。人口負增長將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樣的新挑戰？又會帶來哪些新的產業機遇？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人口負增長時代》作者蔡昉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人口負增長的事實不會改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期，但我們需要及時且準確地把握不斷變化的人口數據及其揭示的發展趨勢，警惕“黑天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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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應是參照對象

環球時報：印度和中國在歷史上曾經交替做過“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是否有歷史經驗證明，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必然也是經濟強國？

蔡 昉：在工業革命之前可以這么說，工業革命之后就未必如此。科技革命不斷拓展生產要素的新邊界，創造出新的要素和資源。可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不再那么重要了。對中國的發展前景進行展望的恰當參照系也不是印度。關鍵還是保持經濟增長，如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多年來，大家一直嘗試回答這個謎題。一定程度上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也回答了“李約瑟難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釋放農村勞動力，推進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提高人均GDP。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盡管中國有人口規模優勢，但如果不能把人口條件變成實在的發展，人口紅利也不會直接轉化成經濟強國。即便人口結構變得不那么有利，更大的改革力度和進一步擴大開放，仍可以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

環球時報：聯合國報告數據顯示，美國人口排名第三，今年年中，估計有3.4億人口。您認為中國的參照對象應該是美國，而不是印度。為什么這么說？

蔡 昉：中國“十四五”規劃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就要求我們從現在開始，要保持5%左右的GDP增速，即比美國2%左右的潛在增長率快1倍以上，按照這一速度，在2030年前后，中國就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接下來一段時間，我們和美國比是有意義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們就只是對標美國，而是說，按照我們自己的目標，到時間節點自然的結果就應該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環球時報：學者預計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前提是，中國人口在2030年前后達到峰值。但2022年，中國人口已經進入負增長軌道，也就是說，中國人口提前8年達到峰值。這是否影響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蔡 昉：根據預測，中國2021—2035年潛在增長率從原來預測的4.84%降到最新預測的4.53%。降低的潛在增長率并不實質性妨礙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何況有改革紅利：更大的改革力度提高生產率，就能夠提高潛在增長率，預測結果可提高到4.80%。

積極應對挑戰

環球時報：中國比原來預期更早地進入了人口負增長時代，是什么原因？

蔡 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會直接影響生育率。在過去40多年里，中國發展速度提升顯著，生育率下降也快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當然，中國還有計劃生育政策的獨特因素。

環球時報：提高生育率是多國現在面臨的難題。如何提高生育率？

蔡 昉：對于政府而言，可以從“七有”（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入手，以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原則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構建覆蓋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會福利體系，或者說推進中國式福利國家建設。

環球時報：應對人口老齡化、人口負增長的挑戰，您有什么建議？

蔡 昉：第一是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讓生產要素充分流動，也就是說還要推動市場化的改革。第二要讓企業充分競爭。第三是推進需求側改革，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入新階段，越來越依靠消費。恰恰這個時候，新的人口結構不支撐消費需求，辦法就是讓現有的人有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消費能力，以及更高的消費意愿。對政府來說，一方面需要讓低收入或者中等偏下收入群體充分就業，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就是要實現社會保障的全覆蓋。

新的產業機遇和潛力

環球時報：從產業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人口負增長是否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新機遇？

蔡 昉：按照日本、歐美的經驗來看，老年人也可以成為一個獨特的消費群體。他們的生活用品以及護理照料等服務，是新的產業機遇和潛力。

而就消費來說，中國人口占世界的比例為17.9%，居民消費支出僅占12.8%，如果能讓中國消費和人口的全球占比相等，可以將中國居民消費總支出增加39.4%，該增量甚至大于日本、德國、英國和印度各自消費總量，這就是我們的超大規模人口效應。

住房方面也有潛力。比如，1.72億進城農民工變成戶籍市民，這一龐大群體需要改善居住條件。中國的城鎮化，特別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7%，距離一個高收入國家80%的城市化率水平還有巨大空間。

此外，中國人口數量減少，就要用質量去補充。質量是什么？就是提高人們受教育年限。在現在普及9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往前延3年覆蓋學前教育階段，向后延3年覆蓋高中階段，就是用政府埋單的方式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可以達到延長勞動者受教育年限的目的。

環球時報：在中國人口今后的動態變化過程中，您認為會發生什么類型的“灰犀牛事件”？是否也會發生“黑天鵝事件”？

蔡 昉：人口變化趨勢是相對確定的。總體來說，人口變化及其影響是“灰犀牛事件”。但是，在“灰犀牛事件”之中或之外，不排除“黑天鵝事件”發生。作為“黑天鵝事件”的反面，還存在一種現象，如果所有事情都做對了，某個時刻會出現未曾料想的好結果，我們來看兩個國家的經驗。

日本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人口紅利減弱，經濟增長減速。但日本并沒有認識到這是供給側挑戰，反而采取了強刺激政策，大規模釋放貨幣。制造業比較優勢喪失，與過于寬松的貨幣環境構成矛盾。最終錢都去了不需要比較優勢、競爭力、生產率的領域。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30年。在這里，人口紅利消失、增長減速是“灰犀牛”，應對不力，泡沫經濟及其破裂和長期經濟停滯就是“黑天鵝”。

歐洲國家瑞典，20世紀30年代也遇到人口危機，經濟學家提出警告并推動政策改革。主要舉措是鼓勵生育。既然生育意愿體現在一生的各個階段，所以人口政策演變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建設。在80年代以后，在美國、英國等實施去福利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同時，瑞典也進行了改革，但保留和完善了社會福利體系，公平與效率得到良好兼顧。在全球金融危機時，該體制表現出良好的韌性。

責編：夏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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