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制造世界杯70%的周邊商品，十平米商鋪百萬租金

回望整個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只是注腳之一，世界在變，而義烏永不停歇，這座城市依舊運轉著，注視戰爭、死亡、沖突、賽事和潮流的起落，以及記錄所有的時代情緒。

(資料圖)

文 | 鐘藝璇

編輯 | 金匝

運營 | 栗子

永不停歇

這是吳文莉經歷的第五屆世界杯。在義烏國際商貿城，她經營一家國旗鋪子，才十多平米大。但卡塔爾的哨聲一吹響，她經手的這批國旗，就出現在一百多個國家的酒吧、大廈以及世界杯球迷的手上。

義烏什么都知道。所有國旗里，巴西和阿根廷的最多，足足出口了8個貨柜，大約160萬面旗子——這是世界杯一貫的兩位強者。讓她驚訝的是，今年哥斯達黎加人民的熱情不可小覷，盡管關于他們的報道版面并不多。這個人口只有513.9萬的國家，比代管義烏的浙江金華的人口還要少，卻足足向吳文莉要了1個貨柜。

哥斯達黎加上次踢進世界杯，已經是8年前的故事。那是2014年，在巴西，哥斯達黎加從烏拉圭、意大利、英格蘭所在的“死亡”小組賽中成功出線，一路殺進8強，成為當年的最大黑馬。那一年，哥斯達黎加舉國狂歡，他們在城市廣場中央放置了超大屏幕，滾動賽事直播。同一時刻，太平洋西海岸，中國義烏的球衣商人溫從見在自家的電視機里，看見成千上萬的哥斯達黎加人民穿著他出口的紅色球衣，對著鏡頭沸騰，“像一片紅色海洋”。

足球運動帶給人們的激烈與浪漫，跨越了任何國度、種族和文化邊界。吳文莉還記得，2004年，她剛剛入行兩年，5個南非華僑闖入她的商鋪，要求帶著所有的南非國旗離開。當時，南非共和國成功拿下2010年世界杯的申辦權，彼時曼德拉仍在世，這位總統先生舉起大力神杯在蘇黎世開懷大笑。一夜之間，南非國旗在中國義烏一售而空。

▲ 北京時間2004年5月15日，南非人在首都約翰內斯堡慶祝獲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的舉辦權。圖 / 視覺中國

吳文莉當時二十出頭，對國際政治了解不多，她告訴我，起初，她把這種熱情歸結于黑人的熱情與奔放，后來她才知道，這顆足球還承擔著另一項任務：讓面臨貧困、失業與種族分裂的南非，獲得重新走向正軌的希望。

“那是最瘋狂的一年，二十多年，人肉帶貨，就那一例。”5個華僑，空手進來吳文莉的店鋪，繞過外貿公司和冗長的海運，決定人肉帶貨返回南非。按照國際航班規定，頭等艙最大免費行李額度是40公斤，在南非國旗有市無價，且市場備貨不足的情況下，華僑們坐進了吳文莉的工廠，盯著國旗生產，沒等味道消散，付完錢，匆匆帶著200公斤的國旗離開了。

直到今天，任何與世界的連接，發生在義烏國際商貿城都不足為奇。從旗幟、足球、球衣，到哨子、喇叭、手拍器，義烏體育用品協會曾經估算，“義烏制造”幾乎占到整個卡塔爾世界杯周邊商品市場的70%。吳文莉和溫從見都是其中的注腳。吳文莉今年的國旗訂單的出口量增長了30%，而僅僅是世界杯訂單，就讓溫從見賣出了200萬件球衣。

所有的交易，都發生在他們駐守的義烏商貿城。這里的面積足足有20個鳥巢那般大，7.5萬個商鋪聚集于此，出口外貿覆蓋230多個國家。有人計算過，如果每個商鋪停留3分鐘，以一天8小時行走時間為計算的話，走完整座商城需要1年零5個月。當然，義烏商人不會有這個心思走完它，他們更多的時間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履行著這場國際貿易中屬于自己的那一環。

同樣，義烏也沒能脫軌于新冠疫情的影響，這場全球大流行的病毒，緊緊捆綁著外商與義烏商人，“客人進不來”，是商人們最頻繁提到的詞匯。8月靜默期過后，我走在義烏街頭，從前游人如織的賓王夜市已經關閉，行人寥寥，幾乎沒有外國面孔，出租車司機告訴我：”現在的義烏，冷清的和過年一樣。”

至于商人們，只能終日搗鼓手機，在線上和外國客人確認訂單。這也直接導致一個問題，盡管今年的國際訂單有所抬頭——根據數據顯示，2022年1至10月，義烏市出口總值3607.5億元，比去年增長了23%，但出不去、進不來的情況，讓老客人成了所有義烏商人唯一的收入來源，訂單扎堆效應明顯。

吳文莉生產國旗的年限長，手頭客戶數量不菲，溫從見從事原創球衣，在義烏市場具備極大優勢，他們是獲利的少數人。但事實上，更多世界杯獎杯、球衣、紀念品商人告訴我，沒了新客，今年的訂單反響平平，加上8月的疫情影響，港口與工廠停工，訂單周期被迫拉長，四年等一次的世界杯，就像投石落湖，咚得一下，沒了聲響。

時移勢遷，8年過去，哥斯達黎加從小將變老將，這支一半球員年齡超過30歲的球隊，再度走到了孤注一擲的境地。他們參與的卡塔爾世界杯也命運多舛，延遲至冬季開賽，主辦方甚至一度陷入“勞工“爭議。而這也將是C羅和梅西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役，有人稱卡塔爾世界杯是”諸神的黃昏“，難免多了一絲悲壯的意味。

這種蕭索也飄洋過海，傳導至義烏。用吳文莉的話說，今年生意大勢不好，畢竟做生意就圖個天時地利人和。回望整個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只是注腳之一，世界在變，而義烏永不停歇，這座城市依舊運轉著，注視戰爭、死亡、沖突、賽事和潮流的起落，以及記錄所有的時代情緒。

▲ 義烏商貿城全景。圖 / 視覺中國

八爪魚的觸感

世界一波動，總有人能瞧見機遇。義烏商貿城里的商人們，像八爪魚一般，伸出的觸角能感知到整個世界海洋的溫度，也感知到機遇的存在。

圣誕彩條商人李國山這兩年的生意，就比過去好得多。去年11月，我曾在國際商貿城拜訪過他一次，那時他正為自己的圣誕彩條無法裝柜而發愁，眉頭緊蹙，總在嘆氣。但今年，幾乎可以用逆轉形容。

他告訴我，賣得最好的是生日彩條，甚至超過了圣誕用品。其中的原因讓我驚奇：新冠沒有消失，尤其是2021年，國外的一些大型場所也關閉了，許多人將生日party從外邊挪到了家中。“生日彩條，以前是可買可不買，現在都待在家過生日，家家戶戶都得買。你想，這一年當中，過生日的人太多了不是？”

僅僅是一款生日門簾，李國山接到的最大單子就有3千萬，這已經超過工廠短時間內的全部生產體量。就連一款帶“喜”字花樣的紫色生日彩條，也深受外國人喜愛，李國山當時也有些吃驚，“畢竟咱中國講究，非結婚不用喜”。后來翻譯悄悄告訴他，有些外國人不識中國字，就把這“喜”字當一朵花、一種裝飾來看。

對李國山來說，往年主打的圣誕生意，今年變得可有可無。他十平方米的小店里，圣誕彩條依舊掛滿四面墻——天花板也不例外，但熱銷的生日彩條，卻被他擱置在桌旁的矮柜里，他認為這已經十分隆重，“真正生意好的東西，不需要宣傳”。

作為國旗生產商，吳文莉只是坐在鋪子里，就把國際大事經歷了個遍。在卡塔爾世界杯前，俄烏戰爭、英國女王去世，都曾給世界帶去一陣波痕。外貿行當里，出口到邊境國家的業務，雙方一般都會選擇更便宜的陸運，但今年2月，戰爭一打響，吳文莉迅速接到了俄羅斯與烏克蘭國旗的空運訂單，加起來足足有數萬張，后來她粗略一算，“買烏克蘭國旗的多得多”。

▲ 8月，義烏，其他國家的客商在國際商貿城采購小商品。圖 / 視覺中國

國際關系深深影響著義烏商人的生意鏈。李國山深有體會，他早年在俄羅斯邊境倒賣貨物，回到義烏后，過去積累的俄羅斯以及東歐客戶一直是主力軍。但現在，烏克蘭商人徹底不見蹤影，而那些曾經會給他帶巧克力的俄羅斯客人，也在持續的經濟危機下日漸減少。

與這些相反的是，今年義烏的電熱毯、電暖器這樣的保暖用品訂單，收獲了驚人的增長。一位義烏商人接到了1000萬條電熱毯訂單，這也是他二十多年來，頭回和歐洲人做生意。從1月到8月，義烏出口的保暖用品的價值共計1.9億元，同比增長41.6%。從前只有中國女性鐘愛的“光腿神器”，也因此漂洋過海，到了歐洲。能源危機、寒潮來襲，燃氣、電價上漲的背后，還有物價的整體上漲，歐洲人搶購義烏制造的御寒裝備，是為了順利度過這個波折不斷的冬天。

既然做的是國際生意，商人們就要有足夠的敏感，稍有不慎，小到生意起伏，大到個人命運，都有可能卷入風波中。吳文莉有一個原則，加字的國旗（除國家名字外），她一律不做，曾經有商人聯系她，希望在國旗上加印字樣，吳文莉果斷拒絕，畢竟文字不同于固定的國旗圖案，極有可能意味著立場與站位。

還有一回，一個克里米亞地區的商人找到她，遞給她一個圖樣，那是吳文莉從業這么多年從未見過的旗子圖案。她是義烏國際商貿城最早從事旗子出口的商人之一，深知旗子背后的政治意味，就留了個心眼，并未接下這個訂單。

很多時候，生意也是一場賭博，商人們需要學會自認輸贏。在歷屆世界杯開賽前，義烏商人除了接訂單，也會做一部分現貨，以供比賽中后期的空運準備。但具體“押注”哪個國家的國旗，自行揣摩，全憑本事。

2010年南非世界杯，吳文莉在賽前將賭注押給意大利，制造了不少意大利國旗。就是章魚保羅精準預言的那一年，命運向西班牙傾斜，意大利在小組賽不勝墊底，爆冷出局。這樣的例子并非只有一個，她還曾經接到一個阿拉伯國家競選人的搖旗訂單，10萬面旗子，印上候選人頭像后，遙遠的中東突然傳來消息，候選人早早落選，那位下了訂單的中東商人，大失所望，干脆連30%的定金也不要了，拒不收貨。現在，這10萬個旗子還在她的庫房里堆著，成了垃圾。

或許，只有生死難以預料，鮮有商人在這里下文章。英國女王去世的消息，吳文莉是突然接到的，她倉庫里平時備貨的英國國旗瞬間被一搶而空，當晚走空運，第3天便可以抵達英國機場。至于網上所盛傳的，義烏商家預判英國女王去世，她搖頭否認，“預判生死，沒有一個義烏商人敢這樣做”。

▲ 義烏球衣商人溫從見自己設計的原創世界杯球衣。圖 / 鐘藝璇攝

原始、復雜，容納多元

在過去的20年里，義烏商人創造了一個無比活躍、經濟持續增長時間最久的商業奇跡，得益于集中、規模、低價，他們也成為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敗的商人。在義烏商貿城，為了方便外國客人找尋，任何商品都以種類為單位劃分歸攏。這也意味著，沒有商人們會隨意挪動商鋪。從2002年商貿城落地至今，像李國山、吳文莉之類的商人，幾乎在這十平方里，度過了自己的半個人生。

“都是街坊鄰居。”李國山這樣形容。他們在鋪子里從早坐到晚，彼此相伴一二十年。商貿城就是一個縮版社會，這里固定人口超過7萬人，更別說外商往來的鼎盛時期，流動人口每天可以超過10萬。

就像海洋，有魚類，也有倚靠魚類與藻類生存的浮游生物。在看不見的地方，商貿城同時養活了另一大批人。縱橫交錯的商貿城岔道里，賣盒飯、賣衣物、賣瓜果零食的流動商販拉著推車在商鋪之間穿梭，按摩師傅和做美甲的姑娘拉著箱子，沿著商鋪左顧右盼，要是來得早些，還能聽到賣大閘蟹的商販在吆喝。

每天駐守在這一小片天地，沒空逛街，也沒空打理人生。吳文莉指了指自己的眉毛，告訴我，這個眉毛就是商貿城的小販上門來紋的，要是久坐肩膀疼，一個電話，師傅們也會來到鋪子里提供按摩，如果還有更多需求，甚至可以在商貿城找到專做面部保養的人。

水師傅在義烏商貿城待了五六年，常年提個布袋，里頭裝些簡易的按摩推拿工具，流動在國際商貿城一區和二區之間。這些年頭，他也認識了不少商人，一天按摩四五位，平均能掙七八百元，多的話甚至上千。

▲ 義烏國際商貿城內，一家出口足球的商鋪。圖 / 鐘藝璇攝

2019年前，外國人成群結隊來，他給腰椎間盤突出的加拿大人推拿，還花2分鐘治好了非洲人的落枕，對方直呼“amazing”，塞給他200元人民幣的小費。按摩一放松，商人們興起時也會和他提起過去的傳奇，在線上支付尚未流行時，和外國客人現金交易是常態，那時候大家有流水一樣的單子，“鈔票把保險柜塞得滿滿的”。

一來二去，不同于外頭聊的家長里短，這位按摩師傅也有了生意人的格局，他甚至向我反問，是否知道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為了摸清商人們是否會消費的心情，水師傅還總結出一個規律，“人民幣匯率降了，我生意就好”——原因倒很簡單，貨幣貶值有利于出口。

這里魚龍混雜，出現什么人都不稀奇。在吳文莉的商鋪前，地上有散落的名片，上頭寫著“討債”。在義烏商人和外國客商之間，存在著長長的產業鏈和生產周期，貨到不付款的情況并不少見，有需求就有生意，一群“合法”的中介也由此誕生了。吳文莉曾經接觸過其中一位，對方個子不高，其貌不揚，卻熟練6國語言，一嘴流利的阿拉伯語的場景，至今讓她難以忘懷。

事實上，這些流動商販并不被允許存在。就像水師傅深知自己在“灰色地帶”掙錢一樣，商貿城詳細到每一條街道都有專人管理，按照規定，一旦被發現，輕則暫時沒收工具，重則罰款。只是時間一長，用水師傅的話說，“都是為了一口飯吃，有些也不好意思了”，天天都是熟面孔，只要不在明面上，迅速溜出視線外，彼此心知肚明就好。

商貿城有規則，也有考核。店鋪常開，不能關門，是合同里擬好的一項。這也是為什么海外客人鮮見，彼此網絡聯系，這些商人還要來商貿城的原因。“在這里，只要超過3天不開門，就會有人找你了。”李國山說。只是，今年商人們的狀態并不好，打瞌睡、玩手機、跳健身操的大有人在，一些人干脆拜托對門，幫自己把商鋪閘門拉開，只留一個空蕩蕩的位置。下午3點，少有人來，在我和李國山交談的時候，對門商鋪的嗑瓜子聲清晰可聞。

他倒十分理解商城的做法，如果家家戶戶都不來，客人更不來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只是，每個人心里也清楚，“開門和不開門沒什么區別”。客人少了，管理員來得更勤了，過去，他巴不得和人對視，這意味著生意的開始，但現在，他得想辦法避開和管理員的眼神交流。今年，他默默將座位挪到了進門的右邊，過道再來人，也瞧不見李國山了。“反正也沒客人來了”，他擺擺手。

11月上旬，商貿城的許多足球商鋪已經關了門，里頭一片漆黑，什么都瞧不清。一位足球商人隱晦地告訴我，市場近期在嚴查版權，“都關門避風頭去了”。世界杯有自己的授權商，且價格不菲，義烏商人們更多在低廉的制造品里打轉，可以在驚人的時間內迅速復制商品，但復制，同樣意味著容易被超越。獎杯商人汪超提到了一個例子，今年印度一家上市公司在中國市場直接開了500個模具，帶回印度，準備自己生產，從內銷市場做起。

但義烏的優勢仍不可替代，從未有一座城市像義烏一樣，自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商業體，一個商人要想在商貿城租下鋪子，大到裝修，小到桌椅板凳，上下樓的功夫就能解決。更別說義烏擁有成熟的基建、供應鏈與港口，以及中國商人在海外的良好信譽。溫從見記得，自己一位朋友曾看中非洲勞動力市場，帶著上千萬去招商引資，結果當地局勢動亂，政府信用差，廠房都建好了，愣是不通電，當地政府后來竟然回復，建議他自己蓋一個發電站。

原始、復雜，容納多元，這就是義烏真實的商業世界，許多人仍離不開它。至于那些還愿意留在義烏的外國人，用李國山的話來說，“都要美死了”。由于往返不易，簽證難拿，多數外國人選擇離開中國，留下的人自然成了當地唯一的溝通中介。他們通常實地問價，選中幾款商品后，放在地上，用馬克筆在下方標注價格與類別，拍照傳給朋友或是老家的客戶。

相隔數千公里，人情、利益和算計，總有操作空間。前段時間，有個外國人找到李國山，說要給老家的朋友訂貨，寫單子的時候，讓李國山多加了兩個點。這兩個點自然是他的利潤，交易結束后，李國山一攏賬，哭笑不得。“兩萬塊錢的貨，我才掙了3千，他一倒貨，掙了8千。”

▲ 日常的國際商貿城，商人正忙著打包貨物。圖 / 鐘藝璇攝

成為義烏商人

待了二十年后，李國山已經能從租金大致推斷哪些鋪子是最后的贏家。在商貿城售賣獎杯的商人汪超，鋪子只有十平米大，前些年，他花480萬一口氣買下了這里的租賃使用權——商貿城的經營位只出讓使用權，不交易產權，擁有480萬的使用權后，每年汪超只需向商貿城繳納兩萬元左右的租金，就可以長期使用。

瘋狂的不止這480萬，一些遲來的商家，沒能拿到使用權，只能經過“二房東”交易，租金溢價由房東說了算。最巔峰的時候，商貿城一家5平米的鋪子，一年的租金高達800萬。這個價格已經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李國山告訴我，這是一家出口頭飾的商鋪，生意在商貿城數一數二，“光是一年的營業額就上億”。

但來不及眼紅，等到他們動搖的那一刻，時機往往已經晚了。李國山舉了一個例子，這兩年口罩生意紅火，一家賣圣誕樹的鋪子，前年心癢，也跟著倒騰了一批貨源，接了個500多萬的訂單。當時是2020年，疫情來勢兇猛，在外人眼里，口罩仍是個不愁賣的生意。只是等商人真正進去才發現，商機早已過去，海內外口罩吞吐量巨大，價格戰是唯一優勢，要想賣出去，只有盡可能地壓低毛利。找貨、出貨、交貨、回款，折騰一通后，對門的圣誕樹老板坐在鋪子里一敲算盤，后悔地直拍大腿，“這口罩生意，累死累活，就掙了5000塊錢”。

“當你知道這世上有蛋糕的時候，這塊蛋糕往往已經被人家分完了，你再擠破頭進去，頂多就是舔個盤子。”李國山說。

同樣是口罩，調轉船頭的成功例子并非不存在，這是義烏作為小商品市場的天然優勢。2020年，歐洲杯延期一年，球衣商人溫從見準備的球衣也被耽擱了一年，當年國內外多場足球聯賽也都空場舉辦，整個2020年，溫從見僅僅在球衣上就虧了500萬，最后只能把球衣以9塊9的低價上架到拼多多。

居家隔離的時候，他在家看球賽，發現一些教練會戴款式新穎的口罩。他突然想到了一個點子，既然做醫用N95口罩資質高，不如出口一些潮流的無紡布口罩。當年恰逢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拉扯已經進入白熱化，溫從見趁機在口罩上印刷二人頭像，飄洋過海戴在了支持者的臉上。

口罩生意讓這個商人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也讓他挽回了300多萬元的損失。那年也是“義烏指數”被瘋傳的一年，媒體報道義烏商人有先知，對大選結果早已了然，義烏商務局在統計大選周邊時，也沒落下溫從見，“當時我的口罩，剛開始的確是特朗普賣得好，后來拜登更多一些”。

▲ 美國大選時，溫從見出口的特朗普標志口罩。圖 / 受訪者提供

成為一個義烏商人并不容易，除去審時度勢、靈活變通之外，和外國人之間的見招拆招，已經是常見路數。經營圣誕帽工廠的陳芳黎最怕遇見日本人，他們對產品的要求到了嚴苛的地步，親自坐在廠里，一待就是十幾天，用檢針器沿著一個一個圣誕帽的邊緣細細掃描。吳文莉有一回給客戶交貨時，外國客人突然拿出臺機器，“就像醫生看X光片一樣”，把國旗貼在機器上，借著機器的強光核驗經緯度。吳文莉一下就火了，對方這樣的驗貨方式并未在下單時提及，給的就不是國標價格，她一氣之下，把足足一個貨柜的國旗盡數拉回，寧愿賠錢也不伺候。在倉庫放了幾天后，對方最終服軟，拉走了這批貨。

▲ 陳芳黎的圣誕用品工廠里，一位工人正在為圣誕帽粘辮子。圖 / 鐘藝璇攝

有時候，客戶在選擇商人，商人也在挑選客戶。李國山曾遇上一個客戶，交貨簽單后，晚上找對方拿錢，客戶才告知他，貨柜空間有限，一半的圣誕彩條沒上海運，讓李國山自己帶走，卻無論如何不肯賠付那一半的貨款。這無疑是耍賴行為。李國山那時三十出頭，不肯吞下這口氣，溝通無效后，給了對方一拳頭。“錢最后要回來了，這個客戶我也不要了”。

李國山覺得，自己憑借膽量才走到今天，那一代人有自己的血性和智慧。但現在，國際形勢大變，全球化紅利逐漸褪去，跨境電商和直播盛行，更直接的現實是，他們在不斷老去。

吳文莉告訴我，自己在2016年前后曾嘗試過跨境電商，但后來小女兒出生，逐漸力不從心，加上只有初中學歷，美工、設計、策劃、運營以及產品的更新迭代，她基本一竅不通，轉了一圈，最終還是回到鋪子里。到了今天，快50歲的李國山，已經不覺得自己有優勢，他的侄子在三樓做著一樣的圣誕彩條生意，會俄語，媳婦又是大學生，“我拿什么和人家比”。也許唯一的優勢，是他那張臉，老客人只要還認熟，就有他一口飯吃。“我現在也是個靠臉吃飯的人了。”他說。

今年11月11日，由于疫情持續沖擊，浙江中國小商品城集團對所屬的國際商貿城、數碼城、賓王市場等9個市場范圍內的商位使用權人，給予減免2022年6個月租金。這讓絕大多數商人們減緩了一些壓力。但對這些邁入中年大關的商人們而言，以家庭為單位的商業模式，最終還將面臨代際更迭的問題。

在商貿城，年輕的面孔背后多數有父母輩支撐，汪超就是跟隨家族，畢業后直接開始做獎杯生意。在擁有7.5萬個商鋪的商貿城，找不到一家上市公司，如果沒有下一代接手，最終的結局只能是歇業散去。吳文莉認識一家賣玩具棋的鋪子，老板娘身家數千萬，早已財富自由，大兒子不愿接班，只能繼續等小兒子長大。李國山也勸過女兒，大學畢業就跟著自己干，女兒不愿意，想去大城市闖一闖，他做了一輩子生意，沒給人打過工，吃得了生意上的苦，卻受不了被管理，他自然無法理解年輕人的想法：“這不給人當隨從嗎？”

但女兒抗拒的，是李國山習慣了的早八晚五的日子。盡管商貿城來客寥寥，他依舊最早一批來，最后一批走，這是他的職業，更是他的人生。“二十年了，有幾個人能坐得住，就這十平米大的地方。”

2022年即將過去，圣誕節已經是最后一個海外節慶日，也是商貿城的最后一筆大生意。陳芳黎的圣誕工廠在做一批泰國貨，幾個女工人給圣誕老人帽粘辮子、抹膠、粘貼，就著大拇指一摁，一天可以加工成千上萬個圣誕帽。只是今年的圣誕，有人歡喜有人憂，韓國客人早早進了貨，前段時間，他告訴陳芳黎，梨泰院踩踏事件后，自己十分憂心今年的圣誕是否還能繼續。

一切又驗證了那句話，義烏什么都知道。

▲ 2022年10月13日，浙江義烏，一家企業工作人員拿出世界杯國旗半成品準備加工。圖 / 王剛(浙江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文中涉及人物吳文莉、李國山、汪超、陳芳黎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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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2022年世界杯